正午的娇阳火辣辣的，把石头晒得滚烫，把人晒得皮肤生疼。
在村民小组负责人贾国权的带领下，我们文管所（文物管理所的简称）一行人穿过一片稠密如青纱帐的玉米地，到达“将军坟”原址，试图寻找曾经的“将军坟”。
其实，与我们同行的胡玉安老先生，比贾向导更熟悉“将军坟”的一切。
胡老是文管所的老前辈，前些年退了休，他在文管所干了一辈子，是个“传奇”。按理说，退休之后还参加考古活动，是不符合规定的，但“将军坟”，恰是胡老研究了一辈子的执念，胡老坚持要去，领导也只好吩咐我们年轻人多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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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胡老其实并不熟悉，他2016年12月退休，而我2023年9月方才入职，在此之前，我只在一次退休老职工座谈会上见过他，没同事所说的那样整个人泛着光，乍一看就是个身材中等的普通老头，所长对此倒是哼了一句，“他这人较真得过分。”
胡老和“将军坟”的缘分，要追溯到几十年前。
胡老小时候，家住在离“将军坟”两公里的地方，每天上学都要从“将军坟”经过。据胡老回忆，将军坟占地六、七百平方米，高出地面三、四米，旁边有一座小一点的古墓，两座墓相距不远，远远望去像两个一大一小的土堆，故被当地人称之为“双堆子”，又因为墓碑上有“振威将军”几个字，又被称为“将军坟”。
1966年，杅湾村的一座木桥垮塌，严重影响了村民的日常出行，在村支书的带领下，村民们决定集资建造一座更为牢固的石桥。杅湾村的位置比较特殊，虽然坐落于山陵地区，但本身却是位于一块山间小盆地，距离四周的山都比较远，如果到山上取石，一则不便，二则成本太高，村里合计来合计去，决定就近挖开“将军坟”，把墓室中的嵌墓石搬出来，直接造桥，更为方便。说干就干，村民们只用了不到一个月，便将新桥造好，只留下了“将军坟”一地的残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主持修建新桥的正是胡老的舅舅。
1972年，全国兴起农业学大寨，“将军坟”被彻底夷为平地，改成了旱地，两座古墓外围修桥剩下的镶墓石都被清理出来堆在地头，后来村民谁家缺石料，就到“将军坟”去取，慢慢的，除了村里的老人还知道那里有一座古墓外，“将军坟”已无人再知。
直到1981年，年轻的胡老去河里挑水，无意中发现“振威将军”墓碑竟然被镶嵌在桥头挡墙的石壁上，他立即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范长宇得知后，立即带领史志办主任周秉宽、文化局干部刘晓军和镇文化站干事杨毅民来到杅湾村调研。
周秉宽熟悉史书典籍，他凭借墓碑露出来的部分和能辨识的文字，判断该墓碑可能就是史籍上记载的晋代镇守西南的振威将军墓，如果属实，这将是对西南历史的一大补充。一行人立刻与镇政府沟通，安排人员从桥头石壁上取下此碑，花五元钱雇了一辆牛车，将“将军坟墓碑”移送到镇文化站保护起来。
当时，S市还没有博物馆，对文物的保护也没那么重视，通常的处理办法就是交由当地的文化站负责管理。可文化站作为基层组织，条件差，人员也参差不齐，“将军坟墓碑”送到文化站后就直接露天放置在办公区的院子里，只盖了一张防水的油布。
按理说，事到此时，除了偷偷到文化站门口看一眼，胡老这个刚分配到市第三小学教书的年轻人，与“将军坟”的缘分该就此结束了。但或许天遂人愿，不久后，国家开展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要求以县（区）为单位，成立文物普查队，展开工作。文管所编制人员有限，需要从其他单位抽调人员，胡老凭借对文物的一腔热爱，主动提出借调到文管所参与这项没油水的苦活，并顺利通过了审批。
在普查过程中，最让胡老挂心的就是“将军坟墓碑”，史书的记载并不明确，墓碑上的部分文字也已模糊不清，如何根据墓碑判断文物的价值，成为当时普查队一件十分头疼的事情。为了深入了解“将军坟”，普查队三番五次前往杅湾村调查，但每次得到的线索都微乎其微。
实际上，评估墓地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考古发掘，但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不可等量齐观，文物普查胡老这个门外汉也能做，可要想开墓，必须省级文物部门审批，省考古研究所牵头，基层文物部门根本没有独立发掘的权限和能力。
1985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顺利结束，“将军坟墓碑”在此次上报后，被国家纳入可移动文物名录并进行公布。胡老该功成身退了，可他经此一遭，更有了自己的小心思，比起教书，还是文物更有意思，胡老托了些关系，最终调入了文管所。至于具体过程，所里的老人谁也不说，还插科打诨地说不要教坏我们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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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工作听起来高大上，其实真正做起来大多枯燥无味，除了实地考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办公室按照流程整理材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十二个月的实习期还没过，就已经没了刚上班时的新鲜感。
但胡老好像与我们不一样。
据胡老说，他主动调入文管所，最大的心愿就是发掘“将军坟”，解开一切关于“将军坟”的谜题，为此胡老将申请发掘“将军坟”视为工作的首要任务，到处找领导说项，年年向上级提出建议。为这事，胡老跟当时文管所的老所长闹得很不愉快。胡老觉得自己是为了工作，虽然存了一点自己的私心，可与文物保护的目的并不冲突；老所长则认为胡老跳过自己，越级申请，根本不符合工作流程，两人为此在办公室大吵一架。
我们提起这事，尽管过了好些年了，胡老还气不过地骂道：“他是领导又咋个（方言如何的意思），他一天啥子也不干，我把工作干了，他还有意见，拿根鸡毛当令箭，领导，领导个球。”
我不敢说话，只有老职工劝他：“哎呦，都退休咯，过去的算球咯，给这些小娃娃看笑话。”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事胡老是有些不对，越级汇报在工作中是大忌，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同办公室的一位大姐私下就提点过我不少，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越级汇报工作。
大姐私下还拿胡老举例子：“以前咱所里那个胡玉安，退休了，你没见过，工作很认真，就是性格太直了，喜欢越级上报，跟以前的老所长闹矛盾，上面的领导也不喜欢，职称一直评不上去。你刚进来，以后就知道了。”
经过胡老的“死缠烂打”，发掘建议终于得到了市里的采纳，并向省文物部门提出正式申请。
不料，1987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强调不主动发掘古墓葬的政策，发掘墓葬的申请条件只能是抢救性发掘。“将军坟”虽然有几个盗洞，但还没到“抢救性”的地步，为此，“将军坟”的发掘只能无限期延后，直到如今，已彻底成了胡老的一个心结。
“能找到一点‘将军坟’的线索，我死就闭得上眼睛咯。”胡老在车里感叹道。
大家连忙安慰他：“保重身体，机会还很多。”
可我在心里有个疑问：胡老为什么一定要找“将军坟”呢？
S市虽然不是文物大城，但各式各样的文物也不少，“将军坟”的历史价值固然高，但并不是唯一。我不敢直接去问胡老，只能暗自猜测，或许“将军坟”对于胡老来说，是幼时的好奇心，是与文物缘分的开始，所以才如此上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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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坟”的发掘无限期延后，胡老主要工作就是对辖区内的文物进行日常保护及管理。
由于当时市里、区里都还没有建立博物馆，文管所也没有自己的文物库房，因此全区所有的文物基本都是发现地的文化站进行保管，也没有统一的保管标准，具体保管规则全看当地条件。因而，胡老的工作压力并不大，只要保持与文化站联系，叮嘱他们重视保护文物，偶尔有空的时候到文化站去实地查看一下，工作就算完成。
不料，在一次胡老下乡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保存在文化站的“将军坟墓碑”被弄得乌漆嘛黑。据文化站的人讲，自从“将军坟墓碑”搬到他们院子以后，就时不时地有一些书法爱好者来要求拓印，其中一些是某某书法协会的会员，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拓印不会对墓碑造成损坏，他们也就不好拒绝。正规的拓印的确不会对石碑造成损坏，拓印者会分多次用墨，每次一点点，保证墨不透纸，对石碑不造成污染，少则几十次，多则上百次。可那些来拓印的人仗着文化站的人不懂拓印，为了节约时间和让字迹更清晰，一昧地加重用墨，导致墨透过宣纸，将“将军坟墓碑”被污染，石碑上东一块西一块的，全是渗入内里无法清除的墨迹。
看到原本好好的“将军坟墓碑”被污染，胡老心痛不已。为了改善这一现状，胡老下定决心，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文物库房。
说起来简单，办起来难啊。文物库房的建设成本不低，库房环境监测、调控、照明、防震、安防、消防、柜架囊匣、运输管理、办公设备等设施，每一处都是不小的开支。S市并不是文物盛地，对文物的保护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再加上胡老与当时的老所长关系不和，直系领导对工作也不支持，胡老的经费申请简直难于上青天。
没有领导支持，胡老就自己干。
“你们这些小娃娃晓不得，我去和孙成德（以前的老所长）讲，建这个文物库房，他说他没得钱，我要搞就自己搞，这些文物是我私人的吗，一点责任心都没得。”提起建文物库房的事，胡老明显来了兴致，说要和我们讲讲其中的细节。
直路走不通，胡老就曲线求国。
胡老忙活了两年，文物库房终于立了项，其中最关键的一步，是他找了关心历史文物的人大代表，游说他在市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
但立项之后，此事又再没了下文。领导们反感胡老越级汇报，每次他一提文物库房的拨款租地等事，就会跟他说：小胡啊，这事还要开会再商量，要走的程序很多，你再等等看。
“以前不像现在，该办的事情就按规章办，以前是你不去盯着，他们就不给你办，宁愿天天在办公室吹牛，都不愿意动一下，还是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素质高。”胡老说到此处，突如其来地“夸奖”了我们，我们也不敢反驳，只能笑了笑。
胡老本以为事到如此，文物库房大概率无望了，可命运偏偏再次垂青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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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S市郊区七星山发现一座战国至东汉的古墓群，按照最小地区命名原则，该墓群被命名为“七星山墓群”。省考古研究所闻风而动，抵达S市对七星山墓群进行实地考察。经过初步勘探，七星山墓群的第十三号墓被盗窃严重，经过省文物部门研究，决定对七星山古墓群的第十三号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胡老作为古墓所在地的文物工作人员，也参与了发掘工作。
经过初步研究，“七星山墓群第十三号墓”是战国时期“XX大姓”的家族墓地，年代久远，层次丰富，虽然盗洞十分多，但打开墓室以后发现被盗情况不算太严重，盗墓贼只拿走了一些玉器，大量的青铜器和陶器并没有被盗。
最终，整个考古团队历时半年多才将十三号墓清理完成，出土的青铜器高达上万件。
由于“七星山墓群第十三号墓”器物的大量出土，如何安置这些器物，成为当时一个厄待解决的问题。经过研究，最终决定除了价值极高的几件青铜器被省里接管以外，其余大量零碎的青铜器和陶器都由当地的文物管理所就地保管。要妥善保管这些珍贵的出土文物，就必须要修建专门的库房，于是，在省文物部门的特批及资金支持下，文物库房很快建立起来。
文物库房修好后，除了七星山墓群第十三号墓出土的器物，胡老开始计划将以前放置在当地文化站保护的文物挨个移到库房内，进行保护。但文物不是说搬走就能搬走的，其中的审批、交接、费用，每一项都耗时耗力，胡老从第一块“将军坟墓碑”开始，一块接一块，一趟又一趟，到处跑审批、交接，争取费用。
有时候，费用争取不下来，或者遇到拖沓，胡老就自掏腰包。
有人不解，觉得胡老没必要这样做，只是一份工作而已，而且那些东西也不是自己家的，就算真的损坏了，那也是“不可抗力因素”，不是个人的原因，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而责怪胡老。
但在胡老看来，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无论是什么级别的文物，都有自己的价值，小地方的文物或许没有见证过惊心动魄的历史，没有那么多附加的历史、文化价值，可它就像我们每一个普通人一样，在某一时间、某一空间存在过。在历史的长河中，凡是能被保存下来的文物，都是幸运儿，都应该得到保护。凭着这一信念，胡老将原本放置在外面的碑刻和其他文物，一件一件的慢慢移到文管所的文物库房，进行保护。
“胡老师干工作这个劲头，你们好好学一下，以后对工作是有帮助的。”提到胡老的工作态度，同车的领导乘机教育我们。
胡老立马摇头道：“他们这些娃娃素质高、文化高，哪像我们那个时候咯，你们就记着一点，不要自己掏钱，公是公，私是私，公私一定要分明。”
我和一起考进来的同事连忙点头，微笑着说：“向胡老师学习。”
“你们晓不得，胡局长（胡老的外号，据说是因为他的理想是当文物局长）以前收集文物，那可是自己单干。”开车的司机是局里的老职工，和胡老他们都很熟，也开口向我们介绍起胡老的光辉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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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老在文管所主要就干两件事，一是搜集可移动文物；二是保护不可移动文物。
文管所文物库房里的东西，都是可移动文物，大部分是出土文物，小部分是民间捐赠，个别的是民间上报后文管所下去搜集的、文物普查查出来的，但最特殊的，还要属胡老自己买的两件——一件清代的鼻烟壶和一件明代的一方土司印。
“土司印可花了胡老师不少心思，那智慧都快赶上诸葛亮了。”司机打趣道。
土司是元、明、清三朝在边疆地区授予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官职，土司印就是少数民族首领的官印，印章大都为铜质，一般都是椭圆形柱纽（直纽），印面呈方形，尺寸略有差别，它是研究古代政治与官制的重要史料，也是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治关系的历史物证。
胡老捐赠的土方印是在市区老街的一个古玩摊上发现的，那摊上大部分都是假货，只有那方印信，胡老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不简单。
它和大部分土司印一样，椭圆形柱纽（直纽），印面呈方形，但不同于大部分铜制土司印，那是一枚木印，可能是因为级别较低，印的价值其实也不高，但无论如何也是一件文物，用胡老的话说就是“文物可以被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但保护不应该。”
为了让摊主低价出让，胡老可是和摊主斗智斗勇。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起来。
“你这印是咋个来的？”
“村里收来的。”
“这个还是木的，怕不是那个木匠雕的吧。”胡老故意说道。
“当然不是，听老一辈讲，是他们村以前一个土司的官印，哪朝哪代就认不得了。”摊主连忙否认道。
“你要便宜点给你嘛。”摊主又补充道。
胡老仔细地看了半天，才开口道：“我是对这个篆刻感点兴趣，好多钱你卖嘛。”
摊主一看有谱，给了个高价。胡老一听这价就接受不了，当即与摊主杀起价来。
“他（摊主）看我一直讲价，看准了我想要，一分不让，我以为多讲讲，他肯定会让步，结果谈半天谈不拢。”胡老在一边补充道。
后来胡老想了个办法，找了几个朋友轮番去否定那方印的价值。
第一个人：“老板，你这东西看上去像是一方印，但怎么是木的，连个石头都不是。”
第二个人：“你这像是以前的官印，就是级别太低了，不值钱，大官的印不是金的就是玉的，你看电视剧里演的，哪有木的。”
第三个人：“你这印不错，就是材质不行，是木的，木的值几个钱，你回去找找，有好材质的给我留着。”
第四个人：“这是印吗？怎么是木的，我看人家的印都是玉石的，你这是自个找木匠雕的吧。”
......
在一连串的否定下，摊主慢慢相信那土司印不值钱，材质不行，得去搜集玉石的或者金属的才行，也就对那土司印越来越不放在心上。最终，胡老成功地以较低的价格拿下了那方土司印。
我们都折服于胡老的智慧，但胡老不以为然：“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你们不要学，这是没办法才用的的损招，跟骗小孩糖一个道理。”
胡老说完，沉默了良久，我们也不敢说话，还是司机打破了安静：“胡局长，今天出来跟你老婆报备了没有？”
这可不是玩笑话，胡老因为“过分”投入工作，他老婆没少跟他闹。
古墓地、古建筑等大型的文物，都是不能移动的，对这些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监管，并不容易，一般的做法是安排责任人负责实时管理，文管所的工作人员按时去检查。
胡老是整个文管所跑文物点最勤的人，只要所里没事，胡老就骑着他那老得掉牙的自行车往近一点的文物点跑，远一点的就周末自费去，进入2000年以后，条件慢慢好起来，胡老也买了车，就开始自己开车跑文物点，周末带着家人去游玩，也大多是选择离文物点近的地方，方便时不时的去看一眼不可移动文物。
一开始，出于对文物的新鲜与好奇，家里人也没什么意见，但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来来去去永远就是那几个地方，换谁都得腻，再加上文物这行业工资低，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不但大人腻了，吵了几次架无论如何不去了，连小时候最喜欢跟着爸爸去各个文物点的女儿，也厌倦了。
家人不支持，胡老就自己一个人去，去看看文物，再和保护员聊聊天，嘱咐几句，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几年下来，整个S市的文物保护员就没有不认识胡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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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S市博物馆终于落成，保存在文管所文物库房里的文物终于可以展现在人们面前。
胡老搜集到的碑刻，被整整齐齐地安置在一起，形成一方小小的碑林，“将军坟墓墓碑”更是以较高的书法价值成为博物馆的特色之一。
看着文物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向参观者展示一段又一段的历史，胡老就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满足。
按理说，市博物馆建成，胡老毫无疑问是第一任馆长最合适的人选，上级领导本也是这么打算的，胡老对S市的文物熟悉，资历也够，很多文物还是胡老搜集回来的，最重要的是胡老的那份责任心，把博物馆交到他手里，领导可以放一百个心。
可当时省里出台了一个文件，凡是担任省直、市直事业单位的法人，职称必须为正高，担任县（区）级事业单位法人的职称必须为副高及以上。胡老虽然有二十多年的工龄，但不是科班出身，又只有中专学历，虽然工作业绩强，可缺乏学历、论文、专著的支撑，再加上喜欢越级报告，跟直系领导也不和，各方面的因素一综合，胡老工作了大半辈子，临近退休也还只是中级职称，无论如何，都没法接下馆长这一重任。
因为这事，胡老差点离婚。他老婆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搞定职称加工资，要么离婚。
胡老老婆闹倒也不是只为个馆长的位置，还是胡老的年龄闹的，当时他没几年就要退休了，职称和退休工资息息相关，中级和副高的区别大了去了。胡老老婆的要求也不高，就希望他退休以后，生活能好点，不给孩子添负担。
胡老心里也明白，退休之前必须得把职称搞定。论文好弄，胡老花了点钱，发了几篇符合要求的低级别刊物，工作经历也没问题，主要就是每年的评选名额，那基本都是领导层决定的，这就比较难办。
最终胡老还是在退休之前评上了副高，具体原因大家都避而不谈，胡老只是对我们说，“你们都是研究生，学历高，将来要好好走自己的路，不要去搞那些歪门邪道，好好精耕自己的专业领域，家有千金，不如本事在身。你们还年轻，一定要对自己的将来负责。”
2016年，胡老正式退休，用一句话总结了他半辈子的工作生涯：“我的职业生涯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保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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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们就在车上聊了一个多小时，也终于到了目的地。
在村民小组负责人贾国权的带领下，我们一行人在“将军坟”原址的玉米地里搜寻了半天，没有在地面上找到任何关于“将军坟”可识别的标志。
于是，我们打算去村里看看。
村里的有些老人还认识胡老，胡老带着我们去了一位张姓大爷家里，张大爷是胡老的小学同学。胡老询问张大爷“将军坟”的事，张大爷说：“你还记得将军坟，我也记得，那时候都说去将军坟淘东西，但挖出来最多的就是石头，那些石头是砂石，不是我们本地的石头，上面还有字，大家也不懂，只知道这种石头拿来磨刀最好用。”
“那你家还有这种石头吗？”胡老问。
张大爷想了一下，道：“没得了，以前就堆在那路边，村里面哪家要用就自己去搬，可能被哪家搬去盖房子了，后面前几年又修路，原来路边堆的东西都清理了，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我们连忙问村民小组负责人贾国权：“你们修路的时候，有没有发现那些石头有字？”
贾国权笑道:“以前修这个路，是直接承包出去的，承包公司交上来的计划书是没得问题的。”
“一般修路、建工厂都是要有文物部门的文物调勘意见书，那你们这个意见书是咋个搞的？”分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问道。
“我们这村子没得文物，就西边有个“将军坟”，修路又不修西边，镇里也批了文件，也没有提什么意见书，而且这条路是属于新农村建设，区里督办，文件一下来就要求我们动工，我们以为区里都弄好了。而且这方面的事情我们都不太懂，哪晓得那个石头也算文物哦。”贾国权说完，接了个电话，说是镇里来人了，与我们致歉了几句便告辞了。
“基层这些工作，搞得乱七八糟。”贾国权刚走，胡老就吐槽道。
我们又走访了几家村民，基本没问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只有一位正出门放牛的大爷回忆说：“我家原来有块石头，也是从“将军坟”里挖出来的，上面还有字，后来，那块石头被人偷了，文物部门的领导还来寻访过。”
放牛大爷的话勾起了胡老的回忆，当时胡老他们确实来寻访过，但他们在村里转了一圈，并没能找到有字的石头。
回去的路上，我们路过一座大桥，胡老指给我们看，这就是原来1966年修建的石桥原址，“将军坟墓碑”也是从这桥上取下来的。2011年，原石桥被拆除，修建了现在这座钢筋混泥土大桥。
我们突然想到，拆下来的那些石块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线索，胡老回想了一下说，“当年拆下来的石块都堆在江边，后来被周边的农户拿去盖房屋和猪圈了，都用完了。”
他们后来也去找过，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