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供销社在各地回归的消息陆续爆出来，供销社的回归引起了大家的广泛议论。这个在大家生活中早已不存在的组织为何会突然出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这个计划经济年代的重要组织还能找到它的一席之地吗？恢复和发展供销社这种公有制经济组织，是否意味着我们民营经济不再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方向？

很多人都说供销社是物资流通领域的“中国邮政”。这个话没错，这个话也不全对！供销社和中国邮政一样，都是承担重要职能的公有制经济组织，他们都会以强调公共服务为主，经济效益为辅；’效益不高，但是必须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但是供销社承担的是“供”和“销”两个职能，是商品流通的上游和下游的双向流通。这一点中国邮政显然是不具备的。
一个在计划经济年代承担基本物资供应的公有制经济性组织，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在一个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领域还需要这样一个单位的存在吗？你只要明白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和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就能明白国家振兴供销社的意义。它不会是市场经济的终结者，也不会是民营资本的杀手。它只不过是公有制经济对基本生活物资保障领域的一个补充而已。中国邮政的存在并不妨碍“四通一达”的蓬勃发展，供销社也是一个道理。

供销社，共同富裕的参与者
很多人都是一脸疑惑，一个卖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超市怎么能够参与共同富裕，这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共同富裕不过就是让有钱的人还是有钱，让没钱的人慢慢也有钱这么简单个事。既然是让没钱的人也要有钱那就是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增加你的收入，另外一条就是减少你的开支。供销社增加全民收入，显然是个不成立的论点。剩下它能干的就只能是让你少花钱，这才是它存在的意义。

供销社基层网点进乡村、进社区也是和普通商超一样卖基本生活物品而已。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国家投的钱，公有制经济在某些方面不用完全按照民营公司一样算成本，保利润。现有商超、便利店很大一部分成本是房租、人工、资金成本。供销社由于国家投资、全民出钱、自有物业，那么房租和资金成本其实就是不存在的。
举个一袋50斤大米的简单例子。商超它的进货价如果是80.5元，它要保障自己10元利润，要扣除自己5块钱的房租、1块钱的水电、3块钱的人工、5毛钱的资金利息成本，那么它要卖到100元。供销社按照80.5元进价拿货，它只需要计算1块钱的水电、3块钱的人工、可能保障5块钱的利润就足够了，一袋米不过89.5元而已。老农一个月工资1000块钱，以前去商超可以买10袋大米，现在去供销社就可以买11.2袋大米。老农一天还是吃三顿饭、老板也不会给我涨工资。通过供销社买米我就省了1.2袋大米的钱，以后每顿饭我的碗里就可以多几片肉了。

有人会说你这降价销售，打价格战不是妥妥地挤兑民营经济吗？其实供销社保障的只是基本生活物资。买米你可以去供销社，买茅台你还得去商超。你去到供销社可买不到两瓶茅台和一条华子。喝茅台、抽华子的人不会在乎那袋米多几块钱，但是剩下那几块钱却可以让你我碗里多几片肉。这样一看我们就清楚供销社在共同富裕这项使命中干嘛的。

供销社，乡村振兴的推动者
供销社是“供”和“销”两个职能，掌握商品流通的上下游两端。供销社去到乡村不但可以保障乡村的商品供应，丰富乡村商品种类，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让乡村的农副产品可以流通出去，让利于参与生产的普通农民。

老农自小生长在农村，对于农村的情况很了解。我们现在的乡村基本留不住年轻人、种瓜果蔬菜这些也挣不到钱。是农村生产的东西不够好吗？要是这样也不会有大把城里人跑到乡下买“土鸡蛋”了。农村理部主任、赚不到钱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商品流通的问题。农民种出来的东西根本赚不到钱，承担家庭重任的年轻人负担不起生活成本。最后的结果就是农民只能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拿市场上大家都能看到的苹果为例。普通苹果在商超里可以卖到8块钱一斤，但是田间地头的价格可能不到1块钱，你没有听错，农民手里的东西就是这么便宜的。农村的农副产品一般都是卖到普通经销商手里；普通经销商再转手卖给区域经销商；’区域经销商再给商超供货，1块钱从农民手里买的苹果最后就以8块钱卖给了消费者，处于商品流通两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没有得到利益，只有中间商赚差价。
供销社去到田间地头，提供农副产品的销售渠道，这是给农民多一个选择的机会。以前只能1块钱一斤卖给普通经销商还要被挑三拣四的苹果，现在可能会以1.5元的价格卖给供销社。经销商要么你也已1.5元参与收购，要么你就只能退出这个市场。最终将要惠及的是普通农民。挣不到钱的农村，没有年轻劳动力参与的乡村何谈振兴……

现在又会有很多人这不也是把民营经济挤出市场吗？这一点，其实你又错了。年初时候火爆的社区团购可能好多人都参与过，买到的好东西可能比农民田间地头的价格还便宜。资本又玩起了先补贴占领市场，等到把其他参与者都赶出市场，形成垄断之时再提高价格，借用平台优势压榨农民和消费者。看看现在的某团和某滴，普通消费者在其平台高价消费，普通的商家、骑手、司机只能拿着微薄的利润糊口。消费者100块钱买到的东西，平台却抽取20块钱的佣金。而提供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商家、骑手、司机这些群体却成了弱势群体。供销社的存在只是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道保障，为农民的利益提供了一个保护者。

经历过三年疫情的普通中国民众都经历过社会面基本管控的痛苦。在这期间出现了很多问题，我们争论过，我们想过很多办法，但是最后依然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于现在我们依然在面临这些问题。什么问题？基本物资供应的问题。当社会面临管控，整个城市面对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的保障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面对高企的物价，面对短缺的米、面、粮、油、肉、菜我们无能为力。公有制经济已经退出了生活物资供应的领域很久了，当需要保供生活物资的时候我们毫无办法，手足无措。等我们经历过足够多的痛苦之后，我们却在家里的箱子底下找到了一张泛黄的供销社营业执照，恍然之间我们才发现我们原来是有这个能力的，只是被我们自己放进箱子锁起来了……
20年初的武汉疫情，我们举全国之力保障一座1000万人口的城市基本生活物资保障。14亿中国人倾尽全力保住了武汉人民的饭碗，虽然中间经历很多波折，也没有做到让大家满意。但经过全国各地人民的踊跃参与，各地一车一车送过来的的物资至少没有让这1000万人挨饿。今年上半年的上海疫情，全国人民看得揪心。上海，这座承载着中国人经济发展龙头的城市，经历过十里洋场的市民可谓全国市民素质最高的地方。这么一块风水宝地在疫情之中的表现却让人看到了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面。送不进去的物资，买不起的米、面、粮、油，找不到去向的瓜、果、蔬菜，因腐败变质而被一车车扔掉的物资，普通民众无米下锅，无菜下饭。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象出现在中国最发达的城市。这是一种讽刺，这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种批判。我们走了太多市场化的道路，我们过度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利益。市场经济要是照这个路继续走下去，马克思的坟都快被我们挖掉了……

经历过这几年疫情的洗礼，度过了这么多磨难。我们现在总结出了一个经验——我们缺乏对基本生活物资的保障能力。我们任何时候都不缺物资，毕竟一天都是三顿饭，不会因为疫情就改成一天吃四顿造成物资供应跟不上。民营经济在面对这种极端困境的时候，由于自身体量、规模和自身利益的束缚，无法完全达到我们的保供要求。供销社网络的存在可以帮我们将物资分配到最终端，这就是老百姓对政府最大的信心。试想一下当你处于封控区的时候，你不用担心没有米、面、粮、油、肉、蛋、奶，因为楼下供销社网点就有得卖，关键价格和平时一个样，不涨价。这时的普通老百姓才能安心配合防疫，才能全心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继续手里未完成的工作。
供销社的回归，是我们用疫情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的结果,公有制经济必须是社会基本生活物资最后的保障者,任何时候，只要有能力保住老百姓最基本的饭碗，这个社会就会繁荣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