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鑑黃師 [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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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在毛的“领导学”中，要人做检讨是一大内容，而且口头检讨不行，非要书面检讨才行，毛喜欢让人做书面检讨，概因此举好处莫大也：
(一)立此存照，从此手中有了小辫子，随时可以“新账老账一起算”;
(二)根据不同情况，将检讨下发党内，以打击该同志的威信或肃清其影响;
(三)让检讨人自己承认错误，用他们的嘴，坐实毛的指责，更具说服力，所谓“心服口服”;
(四)标准的检讨除了“认罪”和“认错”，就是歌颂毛，这样的检讨下发下去，会大大加强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毛的崇拜。
在毛时代，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写检讨的人无所不包，从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江青，到被打倒祈求复出的党、政、军要员，再到毛身边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林彪，不管毛的压力有多大，他就是不做书面检讨。
在中共领袖层中，林彪是非常具有个性色彩的一位，他生活简朴，性格孤傲，多年来离群索居。对于林彪的个性，曾经和林彪有过近距离接触，在1949至1950年担任四野新华总分社干部，以后逃往台湾，创办《传记文学》的刘绍唐，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有如下评语：“林彪是一个有强烈领袖欲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林彪战场上的老对手，台湾的国民党军方在1968年刊印的一本有关林彪的内部读物中，除了引述了刘绍唐的上述观点外，还认为林彪“待人谦虚，生活简单规律，心思细密，虑事周详”，“极富野心而深藏不露”。应该说，刘绍唐和国民党军方对林彪个性的观察基本是准确的。
“个人英雄主义者”和“深藏不露”本来是互相矛盾的，但这两点确实都是林彪个性的最重要的特征。过去，林彪能将这两者统一起来，就是在庐山会议后的一段时期内，他也是如此。有资料说，在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一度想给毛写封信，还让秘书代为起草过，据说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又有说法，林的这封信不是检讨，而是和毛谈条件的，其主要内容是，他和毛有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巩固文革的成果，“他劝说毛在十年内对他的人不撤职，不杀头，可保十年不乱”，叶群认为毛不可能接受这个条件，拦住没让发出。林彪想给毛写信，被叶群所阻这件事，毛居然也知道。由于林彪的检讨迟迟未发出，这就使得他和毛的关系更趋紧张。1971年3月底，周恩来等奉毛命前往北戴河，希望林能出席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并做表态，林以身体不好加以推辞，可也在和周等的谈话中，委婉地承认自己也有“错误”，是个“炮筒子”，被陈伯达“利用了”。林彪希望以这种口头检查应付毛的压力，而不愿在更大的范围内再做甚么检查。毛对林不愿配合极为恼火，就拿“四大金刚”出气，林也就放弃了检查的念头。在1971年5月1日晚的天安门城楼上，林当着毛的面前，耍起了“个人英雄主义者”的脾气，他竟然不和毛打一声招呼，也不看毛的眼色，在座位上只坐了几分钟就拂袖而去。
林彪此举后果极为严重，他的意气用事大大激化了和毛的矛盾，也违背了他自己多年“韬晦”所奉行的应对毛的基本策略。70年代初，林彪在学范蠡和学曹操之间犹疑徘徊，此时林彪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已愈来愈差，虽然时有心灰意冷，但已骑虎难下，他虽以曹操“胸有大志，腹有良谋”来激励自己，然而，林彪从骨子里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虽历经长年的韬晦，仍然本性难改。在演出了五一节晚在天安门城楼上拂袖而去的一幕后，林彪又后悔了，在是否面见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一方面，乞求能见毛一面，甚至走江青的门路，但被毛推托;另一方面，机会到来时，又犯“个人英雄主义”。1971年6月3日，毛指令林彪陪同见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escu)，林先推辞不去，后在叶群的跪求下才答应前往，但是几分钟后，林彪就退出接见大厅，“一人枯坐在大厅的角落里，一直到会见结束”。他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在接见外宾后和毛说话的，但是这个机会被林彪自己放弃了。
毛的步步紧逼和林彪的软磨硬抗，终于酿成了“九一三”的惊天事变。毛没料到林立果敢于“刺秦王”，这在毛掌权后是第一次。林立果虽有心刺毛，但整个方案如同儿戏，自己又不敢动手，而在他父亲一手导演的崇毛环境下，毛已成为“神”，更找不到几个敢于为林家卖命的死士，加上毛的警惕心极高，使他幸运的躲过了刺杀。
林立果刺毛是风险极高、孤注一掷的行为，各种资料显示，叶群是参与的，关键是林彪是否知情?因多年来，叶群控制林的信息，可是在这个攸关全家性命的大事上，如果没有林彪的同意，林立果怎么敢于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性命去冒这这个险?毛虽步步紧逼，但还没有到命悬一发的地步，林彪一直以“每临大事有静气”自励，又对中外“政变经”素有研究，难道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袖中，诸如斯大林、铁托(Josip Broz Tito)、霍查(Enver Hoxha)、金日成，还没有哪一个被刺死的先例，几个毛头小伙能有胜算的可能吗?林彪果如此的话，只能说明他心智失常，徒有“一代统帅”之名!
在使中央知晓有关情况方面，林立衡起了关键的作用。1971年9月1至2日，江西领导人程世清在南昌当面向毛揭发，林立衡几次来江西，通过他的妻子向程转话，要程世清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林立衡说，搞不好要杀头。程世清的这个重要的揭发，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在9月12日，林立衡在北戴河又五次向驻地的8341部队负责人汇报，叶群和林立果要劫持林彪逃跑。
林立衡为甚么会大义灭亲?和其母亲叶群关系长期不好应是主要原因，林立衡虽然知道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其父的地位日益滑落，但是更对叶群揽权、长期封锁林彪有很深的不满;加之她生性善良、单纯，不知政治的凶险，也不懂历史，却公主脾气，自以为是，尽管受到林彪的影响，林立衡对毛有看法，但还是对毛存有很深的迷信，以为父亲最多就是像朱德那样，被毛冷遇。上述种种，促使林立衡作出向中央告发的举动。
从种种迹象看，林彪并没有外逃苏联的准备，南逃广州的方案也不周全，广州方面并无接应计划，更重要的是，“四大金刚”都不知道。林彪最后选择北逃，应是受到妻儿的影响。1971年7月从北京去北戴河后，林彪的心情更加孤寂、灰暗，从现有资料看，他已准备听天由命，任由毛发落。只是当获知林立果刺毛未遂，林彪才知道大祸临头，和毛的关系已无可挽回，而叶群和林立果又不甘坐以待毙，林彪一家才登上“256号专机”北逃苏联。令人费解的是，北京对林立衡的检举报告，先是没有明确回答，以后又要林立衡也上飞机。现在可以肯定，“256号专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与中国方面无关，进一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在苏联人手里，至今也没公布。
六、林彪事件是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
考之中共党史，在林彪事件之前的党内斗争，虽然也有幕后密谋，但最后总要拿到台前，在正面交锋后，失败一方做公开检讨，下台走人;这一次却是采取不照面，打暗拳的方式。如果说毛与刘少奇的矛盾还带有路线和思想之争的话，毛林之争就完全是围绕权力的一场较量，因为林彪至死也没有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林之争无所谓“对”和“错”，完全是涂上革命词藻的中国古代宫廷密谋政治的现代翻版。
毛的晚年，为了夺回中央一线的权力，实现他对权力的绝对占有和推行他的激进的“再造革命”的理念，吸取和使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民粹主义、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与君王南面之术等诸多思想资源和手段，他有两套语言系统，一套是“官语言”：“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一类;另一套是“潜语言”，就是“朕即天下”。他给林彪，就是一“接班人”的名义，而不给一点发号施令的权力，林彪虽贵为“接班人”，但形同摆设，和文革前刘少奇的“权力含金量”完全不能相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中央一线虽然不时受到毛的压力和封锁，但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依各自的功能和责任，各司其职，在刘、邓、周的领导和协调下，运作还大致正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毛回到一线后，情况发生巨变，毛大权独揽，以真理的化身，凌驾于党、军队、国家和亿万人民之上，政治局形同虚设，书记处完全空壳化，未几就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决策极端单一化，在毛之下的所有领导人都是办事人员，作为文革取得全面胜利的标志，九大所建立的是一个由毛绝对主宰的一元化超强体制。毛对权力极度敏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有时甚至是疑神疑鬼，明明知道林彪身体不好，却把林彪树为接班人，其实树林为接班人只是为打倒刘少奇的一个暂时过渡，或者就是把林彪作为自己大权独揽的挡箭牌，林彪稍想管事，又欲废之，始终跳不出中国传统上最高权力继承问题上的“夺嫡”，“废立”的怪圈。
1949至1950年，林彪等开国将帅一鼓作气把“国民党反动派”赶下了大海，从此四海晏清，江山一统，但同时也使自己在一个超强领袖面前，失去了生存的屏障，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自我转型的任务。初期，林彪闭门读书，以退隐江湖来“全功保身”，但他作为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无法真正做到像刘伯承元帅、徐向前元帅那样清静无为，而是耐不住寂寞，1959年后，在毛的拉扯下，重跃江湖，抱“得一人而得天下”之野心，明知大跃进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却昧着良心，诬陷忠良，搅尽脑汁，攀登权力高峰，丧失了一个爱国军人的立场。许多老同志反感林彪，主要是他在1959至1966年，毫无原则，窥测上意，逢君之恶，主动迎合，以军队为后盾，给中央一线以巨大压力，把国家的航船拉向危险的方向。
文革中，林彪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又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前景的莫测导致心情的灰暗，林彪在文革期间对外界的情况很少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基本不看资料和文件，在1968年夏之后，甚至不愿听讲文件，对外界兴趣寡然，这已不仅仅是为了避祸，也是心理有疾患。作为储君，这种状况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也说明了当时接班体制的荒谬。在某种意义上，林彪本人也是这种体制的牺牲品。海外有学者认为，从50年代后期起，林彪就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在毛的掌上，有过欢笑，有过抑郁，有过趾高气扬，也有过愤懑哀愁，他成长在他的掌上，也死在他的掌上”，这话说得不无道理，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林彪自身的责任，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违心，林彪在文革初期都是全力支持毛的，他对文革的巨大灾难和破坏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尤其是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作茧自缚，恶果自尝，在林彪的默许下，夫人擅权明目张胆，特别严重的是，对妻子和儿子有失察之过，终于酿成灭门大祸。
林彪事件把毛革命的崇高的理想主义破坏殆尽，几成碎片。毛的文革理论或解释体系原先是自洽的，林彪事件将其打碎，使其从此再不能自圆其说。“九一三事件”后，毛以坚强意志撑住摇摇欲坠的文革大厦，但林彪那一套和他早已难解难分，只能以文革清除了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聊以自慰。有资料说，1974年秋，他在武汉接见军队领导干部时对林彪事件作了这样的描述：“树倒，叶落，果掉”(“树”指林彪，“叶”指叶群，“果”指林立果──引者注)，“林家完蛋”。毛的这番话既尖利也解气，却把文革的油彩抖落殆尽。林彪一家固然葬身异国荒漠，但老人家的一世英名，几十年“一贯正确”的神话经此事件已被打破。据当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回忆，“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得知林彪所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的确切消息之后，悲痛莫名，为之大恸。林彪事件对文革的“合法性”的打击是颠覆性的，〈五七一工程记要〉的公开成了催化剂，刺激了中国人的思想觉醒。毛本人的身体也因林彪事件被打垮，所以毛也不是胜利者。几年后毛去世，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疯狂的时代，林彪事件则留给国人永恒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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