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1日，央视35周年台庆。赵丽蓉老师带着郭达、蔡明演了一个名叫《追星族》的小品。
蔡明将一张海报贴在床头，上面印着四个男人的面孔。那一年，“四大天王”红遍内地，无数少女的心为之悸动。
远在香港，歌神张学友把《吻别》卖到了400万张，一举刷新华语音乐专辑销量记录，迄今无人能破。
然而，在TVB举办的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张学友居然败给黎明，直接导致两大粉丝阵营交恶。
次年，周星驰拍《破坏之王》，剧中一位大叔在歌神演唱会门口高呼“我爱黎明！”，顿时被一群少女打成了残废。
隔着25年的时光回望，199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几乎集结了香港乐坛所有大牌。
从叶倩文到周慧敏，从梁朝伟到吴奇隆，或是当时巨星，或者20年后爆红。
黄安因演唱《新鸳鸯蝴蝶梦》而熬出了头，一个叫王靖雯的北京大妞为窦唯写了人生第一首代表作，《执迷不悔》。
不知黎明拿到最受欢迎男歌手时，歌神心中作何感想，想必坐在一旁的刘德华心静如水。
此前，他已连拿三届，早就圆满。但无论如何，所有人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仿佛这一夜星光永不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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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梅艳芳上台，气氛才变得沉重。
欢声笑语之后，梅艳芳给两位英年早逝的歌手颁奖。一个是因脑衰竭而死的陈百强，一个是从三米高台上跌落的黄家驹。
Beyond三子上台，与在场所有人合唱一曲《光辉岁月》，淡淡地说：“如果家驹能站在这里，该有多好。”
光辉深处，亦有哀伤。
就像盛宴过后，会有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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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百强与黄家驹的死，就已是断肠字点点，谁料10年后，梅艳芳同样因一场大病离世。
而当晚最后压轴出场的颁奖嘉宾，在同一年跌落而死。与黄家驹从3米高台摔落不同，他扑向蓝天的地点，是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的24楼。
那个自杀的人，名叫张国荣。
从此，香港星光凋零。
摇滚最好的日子
1993年，《吻别》卖到400万张。看似将香港流行音乐推向巅峰，实则是接近余晖的歌谣，为日后衰落埋下伏笔：
《吻别》中只有三首新歌，其余七首，全都是粤语旧作翻唱，原创力不足已疲态尽显。
90年代，为满足市场，香港乐坛会拿欧美和日本旋律重新填词。为讨好内地，又翻写成国语歌。
久而久之，粗制滥造越来越多。而随着大陆开放，远在北京已有无数热爱音乐的人，开始丰富内地音乐。
当时，一本名叫《当代歌坛》的杂志正在创刊；
那英终于脱离西北风的束缚，唱起一首《雾里看花》，多年后，大家已不记得这首歌是为央视“3.15”打假晚会所作；
词曲人陈小奇为毛宁写了一首《涛声依旧》，迅速吸引一大票迷妹，并将毛宁送上春晚；
同年，唱《笑脸》的谢东和一个叫尹相杰的胖子发了一张说唱专辑，《某某人》，日后被戏称为“中国嘻哈教父”；
但论及走红，谁也比不上李春波，因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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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很诧异啊，《追星族》上演才过去一年，一个叫何勇的小子就敢说：“四大天王是小丑，就张学友还算个唱歌的。”
也不怪何勇狂。
1993年是大陆摇滚最灿烂的日子。
那一年，黑豹开始了“穿刺行动”。5月份，黑豹到哈尔滨首演，赵明义的衣服被扯烂，只能光着膀子回酒店。
在青岛参加啤酒节时，12万名观众砸酒瓶、摔椅子，吓得保安问：“还有几首？还有几首？”
刚加入魔岩的窦唯正在筹备第一张个人专辑《黑梦》。曲中所有人声，由他一手包办，一曲《高级动物》尽数人类灵魂深处的种种陋习。
张楚出了《一颗不肯媚俗的心》，别看封面上他穿个背心，像个瘦弱的流氓，专辑里那首《西出阳关》却令高晓松听到落泪。
也正是那个时候，台湾的张培仁半夜翻墙找到了何勇，希望他能加入魔岩，成为三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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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一个叫李亚鹏的中戏学生向父亲借了800块钱，每天带着5个肉夹馍、8个中学生，四处找赞助商，拿到97000块赞助，顺利将唐朝、眼镜蛇等乐队请到乌鲁木齐，获得高达14万元的收入。
看上去，摇滚迎来巅峰序曲，实际上，喜悦背后早有暗流。犹如1993年指南针乐队的主唱罗琦在一场生日宴会上被人用半截啤酒瓶扎瞎的眼睛。
人们为欢喜而聚，留下的却是伤心。
看着以为春天了，结果94红磡过后，黑豹一整年接不到表演，酒吧都撵他们出去。
紧接着，唐朝的张炬因车祸离世，给整个摇滚圈造成震荡；
何勇参加“流行音乐20年”演唱会时，冲台下问了句“李素丽你漂亮吗？”，从此遭禁；
张楚不久后陷入自闭，只好回到故乡西安。
坊间传闻，都是因为有人说了一句：
让摇滚自生自灭吧。
数年后，那个1993年在TVB颁奖礼上唱《执迷不悔》的北京姑娘前往湾仔新鸿基中心律师楼，开始与窦唯办理离婚手续。
一年后，窦唯决定不再开口唱歌。
有谁还记得，在那场振奋人心的“90现代音乐会”上，面对崔健、唐朝等6支乐队，一个青年点亮手中的打火机，疯狂地冲台上喊叫：“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让我们失望！不要让我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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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电影的巅峰
1993年，似乎也是电影的好日子。
《霸王别姬》的出现，将陈凯歌送上了神坛。摘得金棕榈后，他在戛纳皇宫广场留下手印，一个华侨冲他喊叫：
“谢谢你陈凯歌，你真伟大！”
陈凯歌差点哭了。
美中不足的是，张国荣没能摘得影帝。对于程蝶衣一角，哥哥早已倾心。1992年陈凯歌找他时，听说他比四大天王辈分还高，心里有点虚。
两人见面那天，张国荣穿了件薄衣，一上来就说：“对不起，陈导演，我抽烟。”陈凯歌说我对不起你，“我连剧本都没写好。”
随后讲了两个小时剧情。还没等陈凯歌把故事讲完，张国荣找他握手：“你放心，这戏我一定演。”
为演好程蝶衣，使尽了浑身解数。即便发着高烧，张国荣也坚持压腿、练水袖，连去饭堂吃饭都走着台步。
剧组在北京租了个院子，夏日炎炎，晒得人几乎中暑。善良如他，承包了剧组一个夏天的冷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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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青那夜，哥哥请众人吃饭。本不善饮酒的他连喝十二杯，每一次对饮都眼泛泪光，回房后吐了整整四个小时。
葛优上来劝他说：“别难过，以后还有相聚的时候。”张蝶衣却哀伤地说：“可那时，场景、心情就不同了！”
当时，剧组的孩子叫张国荣哥哥，却叫葛优“葛大爷”。得知张国荣大自己一岁，葛优感到心碎。没想到一年后，张国荣没做到的事，他葛优却做到了。
1992年11月11日，在看完余华的全部小说后，张艺谋终于见到了作者本人。张艺谋说：“我想拍你那篇《河边的错误》。”
余华贼兮兮地拿出了一本《收获》的清样，丢给老谋子说：“这篇小说还没发表，但足够你拍一部好电影了。”
这部小说，就是《活着》。
余华写完第二稿时，剧组的策划王斌天天往葛优家里打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一打听，才知道他在海南拍电影。
待葛优回京，王斌找到他说：“你不能老是演那些大同小异的角色，《编辑部的故事》李东宝已经到顶了，再演下去，就会毁了你的艺术生涯。”
葛优很委屈：“都是朋友的面子啊，不帮忙不行。”
进组后不久，他又帮了朋友一个忙。
开拍前，葛优临时有事请假回京。结果那几天，英达和宋丹丹每天夜里去敲他家的门，求他过去客串一部剧。
不善拒绝的葛优只好跑去剧组演了个叫“纪春生”的二混子，拿了800块钱片酬又赶回陕西。
那部剧，叫做《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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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后，很少有人再提起《活着》里的福贵摘得戛纳影帝，更多人记住的是他留给世人的刷屏表情：葛优瘫。
同样是1993年，姜文把一群小演员送到北京郊区良乡，开始一个月的封闭训练。
不许他们给家里打电话，一天到晚听苏联歌曲。8月23号，那天是王朔的生日，《阳光灿烂的日子》开机。
现场贴了一条横幅写道：
阳光永远灿烂，朔爷永远牛逼。
那一年，姜文并不好过。为了拍《阳灿》，几度弹尽粮绝。剧组最穷的时候，到处赊账，拍摄器材都要借。
年底一次饭局上，一个人问姜文还要拍到什么时候去，有人开玩笑说：“片子已经改名儿了，叫《大约在冬季》。”
姜文差点急了。
最终，姜文熬过了那个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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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扎堆出世。陈凯歌在戛纳领奖时，侯孝贤激动地说：“中国电影就像春天的节气一样，就要百花齐放了。”
可惜，三部电影，最后只有两部公映。
更惨的是，迄今，提起中国文艺片的巅峰，依然是《霸王别姬》，说起老谋子最好的电影，依然是《活着》。
不过比起另一位因“蓝”字头电影而被禁拍十年的田姓导演，这俩位已经足够幸运。多年后，同时参与两部电影的老编剧芦苇感叹道：
“那时候，我很高兴，我以为我们就要起步了，没想到，那就是终点。”
文学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虽然姜文在开机时打出了“朔爷永远牛逼”，但1993年，王朔过得很不痛快。
1993年，《上海文学》刊登了一篇《旷野上的废墟》，提出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
此后，各大主流报刊也相继发文，引起了从人文学者到社会学、经济学等各领域的争鸣。最终形成了上个世纪末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在《旷野》一文中，有人就王朔的商业成功举例，说他“调侃文学”“消费人生”，气得王朔在《新民晚报》发表《脱离文学界启事》，从此与学院派结下梁子。
那一年，80年代末声名鹊起的文学旗手们意识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纯粹靠投稿是吃不饱饭的。
1992年，王朔出版四卷本文集，一时洛阳纸贵，全靠抱了影视的大腿。而当时，琼瑶的书已够养活半个出版社。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路口，不少80年代成名的作家都投入了影视的怀抱。
最早意识到风向的是马未都。
在《青年文学》当编辑时，他看到有人给评委送礼，一时心灰意冷，便组建了一个“海马影视工作室”，还开了家歌舞厅。
出于面子，马未都经常给文艺咖们免单，没多久就赔了40万。眼看不行了，赶紧找王朔：“快给我攒个剧吧。”
于是有了1993年的《海马歌舞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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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马未都自己话说，今天不少腕儿都曾在《海马歌舞厅》里溜达过。
至于其背后编剧团，简直堪称豪华，不但有写《永不瞑目》的“大陆琼瑶”海岩，还有写《我爱我家》的梁左和日后拿了诺奖的莫言。
以及写《手机2》的刘震云。
1993年的一天，王朔到冯小刚家丢给他一篇小说，名为《温故1942》。
冯小刚读罢，自认为“对本民族的认识产生飞跃”，找刘要版权，想拍电影。刘说：“先等等，我们还年轻，看问题还不全面。”
第二年，王朔和冯小刚合开了“好梦公司”，半天都没捣鼓出一个剧本，又去找刘震云，要了小说《一地鸡毛》。
卖出这部作品，刘震云拿到8万块，赶紧带着家人去吃了一顿肯德基。
而那一年，北京亚运村的演播室里，《东方之子》正在筹备当中。一个老记者觉得自己形象不佳，便让师弟白岩松去当了主持人。
直到白岩松火了，他才开始筹备另一档脱口秀节目，《实话实说》。
当初高兴得把钱铺满床的刘震云肯定想不到，因为文学作品的影视化，25年后的今天，为了跟他撕逼，一纸“阴阳合同”会掀起一阵滔天巨浪。
这就是1993年的文学，除去贾平凹涉黄的《废都》和陈忠实镇棺材的《白鹿原》轻易卖破了十多万册，纯文学越来越卖不动了。
苏童、王安忆、格非、余华等一批作家都开始涉足影视，当起编剧、策划。
难怪后来有人说：
90年代文学的面孔变得极为暧昧。
在市场经济下，纯文学不得不在保证自身的纯度与严肃性这一前提下，而做出一定的妥协，与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联手。
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出现，成了纯文学短暂“黄金时代”终结的最好注解。
而比文学更惨的，是诗歌。
那一年，顾城用斧子将妻子砍死，然后自缢身亡。
10天后，北岛在《今天》冬季号写下编后语：“顾城和谢烨的离去令人震惊，这世界显得更空旷。往事如驶离的大船，死去的朋友们成为那船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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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北岛“自我流放”的最后一年，5年后，一度旅居7个国家的他出版散文集《蓝房子》。在其中一篇名为《波兰来客》的散文里，北岛不无哀伤地写道：
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港片最后的盛景
1993年，在文学与影视之间转身转得最彻底的作家，名叫张贤亮。
他直接倾其所有，凑够了70万稿费，创办宁夏西部影视城公司。在这片曾拍出过《牧马人》和《红高粱》的土地上，一年后将迎来一部影响力更大的作品。
那就是《大话西游》。
1992年被称为“周星驰年”，香港十五大卖座电影他独占7部。到了1993年，周星驰势头不减，靠《唐伯虎点秋香》摘得票房桂冠。
当时，越来越多的影评人说他是“无厘头”，搞得周星驰一脸懵逼，专门把吴孟达约出来问：“达哥，我们是无厘头吗？”吴孟达同样一脸懵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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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最得意的香港导演应该是王晶。
他一年导了9部电影，喜剧片有他和周星驰的《逃学威龙3》，动作片有他和成龙的《城市猎人》，恶搞片有他和四大天王的《超级学校霸王》，武侠片有他和李连杰的《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
那一年，他来北京与大陆合拍《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那正是香港电影最牛气的日子，内地和香港两边工作人员的待遇极不相称，剧组多次爆发冲突。
1993年，对李连杰而言也很重要。去美国开拳馆失败后，他只能辗转香港拍戏。跟着徐克拍完《黄飞鸿》，声名鹊起。
嘉禾要与之续约，李连杰却十分犹豫。当时他的经纪人罗大卫是嘉禾投资人，很多事不帮他争取利益。
李连杰思来想去，决定自立门户。双方就利益切割拉扯数年，以至于拍《男儿当自强》时李连杰脱下戏袍罢演，搞得徐克差点失眠。
最终，李连杰自组正东电影公司。
躲在金庸老先生给取的名字“李阳中”背后，李连杰一口气监制了5部电影，其中就包括80后最经典的回忆《精武英雄》和《太极张三丰》。
多年后，李连杰说：“当时香港电影市场环境非常复杂，一件事涉及多方利益，很多人希望我立刻死掉。”
1993年，真正迎来爆发的是武侠片，电影院里从年头打到年尾。连王家卫都拉着众位大咖去拍《东邪西毒》。
最早想到这个主意的是刘镇伟，一天在酒店，他突然问王家卫为什么不拍拍欧阳锋、黄药师那帮人年轻时的样子。
两人当即约定，王家卫拍上集，刘镇伟拍下集。
结果，《东邪西毒》第一场戏拍欧阳锋和洪七公过招，拍了一个多月，还在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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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镇伟跑去探班就急了：“你这么拍，档期都被你一个人占了，我还拍个屁啊？”于是王家卫说：“那要不然你先拍个喜剧？”
这就有了《东成西就》。
1993年，徐克拍出《青蛇》，程小东拍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李连杰拍出《方世玉》，袁和平拍了《少年黄飞鸿之铁马骝》，梁朝伟和梅艳芳的《新仙鹤神针》张国荣和林青霞的《白发魔女传》张学友和张曼玉的《神经刀与飞天猫》相继上映，全港叫得上名号的导演、巨星、编剧共造了一出武侠电影盛景。
然而，那也是最后的盛景。
1994年，香港电影由盛转衰。李连杰关闭公司后，与吴宇森同去好莱坞发展。刘德华的天幕公司倒闭，靠拍烂片还债。
《大话西游》让周星驰亏得血本无归。
台湾八大片商试图抑制港片成本，压低港片酬劳，最终谈判破裂，港片市场进一步缩小。之后香港回归，各路导演纷纷北上。
遥想当年港片盛世，刚刚出道的编剧文隽，曾在导演的逼迫下四天写出一个剧本。而王晶回忆说：
“四天都算多，为了拍得快，很多导演在片场想剧本，一些导演武指出身，根本不会写字，就找编剧在现场边写边拍。”
这就像写下《沧海一声笑》的黄霑晚年感叹粤语歌的没落：
“为了钱，拼命包装，找几个漂亮的出来。有些歌星，一唱就哮喘，要断气的样子，这种‘口喘歌王’都能出唱片？不会唱就去当明星当模特嘛，为什么非要唱歌？”
那时，罗文、梅艳芳、张国荣等人离世，再也没人找黄老邪约歌。他只能在书房里反复抄写晏几道的词：“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
从此，豪情只剩一襟晚照。
令人伤心的1993
1993年，还发生过许多令人伤心的事。
那一年，中国申奥失败，相声表演艺术家侯宝林去世，马家军虽然横扫世界纪录却偷偷给运动员喂药，“银河号事件”令中国备受屈辱。
这一年全国发生21起劫机，还有震惊世界的中俄列车大劫案。
海南的房地产崩了，北大将600多米的南墙推倒，修筑商业街，一位在校学生非常激进地说：
“这是一个大悲哀，从现在起，北大不会再出现一个纯正的学者。”
时光荏苒，一切就像王朔在《一声叹息》里写的：
有些事隆重地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
有些事开场时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
一幕幕开场的锣鼓，一曲曲落幕的悲歌，如今都已随风而去……
包括那些流动的盛宴，那些璀璨的星光，最后都一一飘散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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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不是叉少我开始变老了，变得有点固执了，越来越不能包容了。
细数1993年的许多歌声、影像与文字，叉少我总觉得，25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
那时候，我们有那么好的电影，有那么用心的作品，有那样一群身怀理想的文艺工作者，在那里奔走、呐喊、突围。
谁能想到，短短25年，随着资本的蓬勃发展，我们的作品，变成了抠图的，我们的歌曲，变成了修音的，我们的剧本，变成了弱智的，我们的审美，变成了速食的，我们的偶像，变成了美颜加滤镜的。
那抠图抠出来的月亮，能叫月亮吗？
这么一想，隔着25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有些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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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凄凉之外，还有一些惊喜。
比如说那一年，王小波开始在《四川文学》上发表杂文，陈奕迅虽遵从父命学习建筑还同时修了4年音乐，许巍怀揣热望在西安组建了“飞乐队”，李安靠《喜宴》摘得柏林金熊而这只是他爆发的起点。
包括刘德华，虽然投资电影失败了，多年后还是没有灰心丧气，转身投了一部叫《疯狂的石头》的小成本电影。
正因为这部戏，徐峥跟宁浩结缘，多年后，俩人监制一部良心电影，叫《我不是药神》。
所以你看，哪怕一个黄金时代逝去了，那些坚持用心创作的人，总会得到时间的回报，总还能赢得心明眼亮人的尊敬。
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叶京写道：“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留在我们心中。”
1993年过去了，消失在漫长的25年的光阴中，纷纷人事早成梦影，恩怨情仇也都淡忘，但那一年留下的许多作品，还能够穿透时光，敲击人们的心。
我怀念那些打动过我的画面，也感谢那些曾用心的创作。
1993年，还没有学会吸毒的毛宁唱到：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笙歌虽不在，明月常照人。
除去那些不可言说你我都懂的阻力，希望今天的我们，也能给以后留点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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